作为涉税刑事犯罪中的高发罪名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往往呈现链条化、团伙化特征，居间介绍人在上下游勾连中发挥着纽带作用。由于立法规定与司法认定的衔接存在认识分歧，实践中对介绍人的主从犯认定标准不统一，同类案件处理结果差异较大，既影响司法公信力，也关乎当事人的刑罚权益。现结合刑事立法精神、司法解释规定及典型裁判案例，从专业律师视角对该类行为的法律认定与责任边界作如下解析：
一、法定实行行为不当然等同于主犯：厘清正犯与主犯的评价边界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零五条第三款规定，“介绍他人虚开” 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明确列举的行为类型，系刑法分则规定的实行行为。但该定性仅解决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问题，不能直接推导出行为人具有主犯地位。
我国刑法采用 “分工分类 + 作用分类” 的双层共同犯罪评价体系，正犯与主犯分属完全不同的评价维度：其一，分工分类以构成要件行为为标准，将参与人区分为正犯与共犯，核心功能是界定行为定性；其二，作用分类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贡献为标准，将参与人区分为主犯与从犯，核心功能是裁量刑罚轻重。二者不存在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，将实行行为与主犯地位直接捆绑，本质是以分则定性规则僭越总则量刑规则。
从立法规范与司法规则层面考察，实行犯认定为从犯具有明确的制度依据与实践支撑：一是刑法第二十七条明确将从犯界定为 “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”，其中 “起次要作用” 的从犯即指向次要实行犯，若否定实行犯构成从犯的空间，将导致该条款立法目的落空。二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第 176 号指导性案例已确立裁判规则，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人，若对犯罪实现仅起次要作用，仍可认定为从犯；该裁判理念已在集资诈骗等多类犯罪中普遍适用，受雇佣实施实行行为的业务员通常被认定为从犯。
据此，“介绍他人虚开” 的实行行为属性，不构成主犯认定的直接依据。介绍人的地位认定必须回归刑法总则规定，结合犯意发起、行为参与程度、对危害结果的原因力大小、违法获利分配等因素综合判断，杜绝形式化、机械化认定。
二、形式参与不等同于实质作用：以实质支配力为核心认定作用大小
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类认识偏差：只要介绍人实施了居间联络、信息传递、撮合对接等行为，便以 “参与度高、环节不可替代” 为由认定为主犯。该裁判思路仅以行为外观判断作用大小，未穿透表象考察实质影响力，易导致罪责刑不相适应。
主从犯认定的核心标尺，是行为人对共同犯罪整体进程及法益侵害结果的实质支配力，而非参与行为的有无或形式上的必要性，具体可从三个维度展开审查：其一，因果关系维度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核心危害结果是国家增值税款损失，该结果由开票方的虚开行为与受票方的抵扣行为直接造成。介绍行为仅发挥上下游连接的中介功能，其作用力必须依附于开票方、受票方的实行行为方能传导至法益层面，对危害结果仅具有间接性、依附性的因果贡献，不具备决定性支配力。其二，行为参与维度。若介绍人仅实施信息撮合、联络对接等基础行为，未参与价格议定、合同伪造、资金回流操控、开票对象筛选等核心环节，其对犯罪进程的控制力显著弱于实际控制开票主体、主导交易模式的行为人，在犯罪链条中处于辅助地位。其三，利益分配维度。获利结构是行为人地位与作用的直观反映。通常情况下，介绍人仅收取固定比例的中介费用或小额提成，不法利益占比远低于控制开票、实际抵扣税款的核心主体；获利规模的差异，直接对应了行为人在犯罪中的作用层级。
典型案例中二审法院改判介绍人为从犯的裁判逻辑，正是摒弃了形式化判断路径，以实质支配力为核心作出责任评价，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。
三、责任评价以共同犯罪整体成立为前提：恪守共犯整体性评价原则
实务中存在脱离上下游犯罪事实，单独对介绍人定罪并评价主从犯的处理方式，该做法违背了共同犯罪的整体性评价原则，易导致事实认定与责任认定的双重偏差。
一方面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实质不法，以国家税款损失为核心要件。根据 2024 年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，“为虚增业绩、融资、贷款等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，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，不以本罪论处”。该入罪限制同样适用于介绍行为：若上下游交易不具有骗抵税款目的、未实际造成增值税款损失，则介绍行为不具备虚开犯罪的不法基础，不应纳入刑事评价范围，更无主从犯认定的空间。
另一方面，“介绍他人虚开” 的实行行为属性，仅赋予其独立的定罪主体资格，并未割裂其与上下游行为的内在依附性。介绍行为的入罪，必须以虚开犯罪整体成立为前提：若开票方无虚开犯罪故意、不存在真实虚开行为，或受票方未将涉案发票用于认证抵扣、未造成税款损失实害结果，则介绍行为因缺乏犯罪成立的基础事实而不构成本罪。
司法实践中，部分案件在上下游主体未到案、核心事实未查清的情况下，以 “另案处理” 为由单独追诉介绍人，甚至径行认定其为主犯，存在明显的事实基础缺陷。办理此类案件应当坚持整体性审查原则，先核实上下游虚开行为的真实性、共同犯罪故意的一致性以及税款损失的实害性，在共同犯罪整体成立的基础上，再对介绍人的地位与作用作出规范评价。
四、实务认定核心规则与刑事风险提示
综上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介绍人的地位认定，应当摒弃 “实行行为 = 正犯 = 主犯” 的机械司法逻辑，建立 “前置入罪审查 — 实质作用评价” 的双层判断路径：
前置审查层面
：恪守共同犯罪整体性原则，以真实虚开行为、骗抵税款共同故意、国家税款损失实害结果为入罪前提，将不具有实质法益侵害性的介绍行为排除在刑事评价之外。 作用评价层面
：坚持实质贡献标准，围绕行为支配力、结果原因力、利益分配权重三个核心维度，综合判断介绍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层级地位，准确区分主犯与从犯，实现罚当其罪。
在此提示各类市场主体，应当严格遵守发票管理与税收征管法律法规，杜绝参与任何形式的虚开介绍、撮合、对接行为，避免因贪图小额中介利益陷入刑事风险。对于已涉入相关案件的当事人，应当围绕行为性质、参与程度、危害后果等核心要件主张责任认定，通过专业法律途径保障自身合法权益，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个案中落到实处。
准确界定虚开犯罪链条中介绍人的法律地位，既是全链条精准打击涉税犯罪、维护国家税收征管秩序的必然要求，也是保障当事人刑罚权益、维护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。唯有坚持实质判断与整体评价相结合的裁判规则，才能在治理犯罪的同时实现个案处理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。